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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浙江杭州、湖州、嘉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一些领域出现积极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越是在困难情况下，越要增强信心，各级领导要有信心，广大企业要有信心，整个社会要有信心。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密切跟踪分析形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也一定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温家宝指出，近几个月，特别是7月以来，经济运行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一是投资、消费稳定增长，内需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在缓慢回升。广东、浙江、江苏三省7月份工业增速比上半年分别提高了1.4、1.9和0.7个百分点。三是劳动力市场总体平稳。1~7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81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9万人。四是结构调整成效显现。目前总的是轻工业比重工业好，高新技术产业比传统产业好，区域发展协调性也在进一步增强，反映出结构调整正出现“倒逼机制”的效应。五是物价涨幅继续回落，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增大。7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9%，比上月末加快0.3个百分点，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在加大。
温家宝说，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长期存在。它们的发展与就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要落实好扶持政策，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减轻企业负担。对外贸环境不利要做较长时间的准备，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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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重提信心：
□越是在困难情况下，越要增强信心，各级领导要有信心，广大企业要有信心，整个社会要有信心
□近几个月，特别是7月以来，经济运行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物价涨幅继续回落，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增大
8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浙江杭州、湖州、嘉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一些领域出现积极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越是在困难情况下，越要增强信心，各级领导要有信心，广大企业要有信心，整个社会要有信心。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密切跟踪分析形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也一定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温家宝指出，近几个月，特别是7月以来，经济运行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一是投资、消费稳定增长，内需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在缓慢回升。广东、浙江、江苏三省7月份工业增速比上半年分别提高了1.4、1.9和0.7个百分点。三是劳动力市场总体平稳。1-7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81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9万人。四是结构调整成效显现。目前总的是轻工业比重工业好，高新技术产业比传统产业好，区域发展协调性也在进一步增强，反映出结构调整正出现“倒逼机制”的效应。五是物价涨幅继续回落，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增大。7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 13.9%，比上月末加快0.3个百分点，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在加大。(上海证券报)
14日至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浙江杭州、湖州、嘉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一些领域出现积极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温家宝说，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发展与就业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要落实好扶持政策，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减轻企业负担。(中国证券报)
8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浙江杭州、湖州、嘉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一些领域出现积极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越是在困难情况下，越要增强信心，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密切跟踪分析形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有条件、有能力，也一定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调研期间，温家宝来到中控科技集团、诺力机械公司、海信惠而浦电器公司、五芳斋公司和雅莹服装公司等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并在企业里召开3场座谈会，与多个行业的几十位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从实地调研和大家反映的情况看，当前企业发展仍面临很多困难和不小压力，但也有不少亮点。许多企业迎难而上，主动调整，千方百计开拓市场，不仅取得良好效益，也提高了竞争力，有的行业已出现回暖迹象。
温家宝说，我此行的目的是八个字：增强信心，关注就业。今年以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一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特别是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并且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0个省市，实施一系列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二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两次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扩大利率特别是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三是在全国第二次较大规模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中央财政投入268亿元，以贴息方式支持企业技改。四是鼓励民间投资。出台了“新36条”的42个实施细则，目前民间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高到62%，增长速度高于国有投资。五是实施“节能家电惠民工程”。一方面扩大消费，一方面促进相关企业生产。六是加大关系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启动部分大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和给排水工程，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这些措施已经并将继续对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发挥重要作用。
温家宝指出，近几个月，特别是7月以来，经济运行正在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一是投资、消费稳定增长，内需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在缓慢回升。广东、浙江、江苏三省7月份工业增速比上半年分别提高了1.4、1.9和0.7个百分点。三是劳动力市场总体平稳。1~7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812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9万人。四是结构调整成效显现。目前总的是轻工业比重工业好，高新技术产业比传统产业好，区域发展协调性也在进一步增强，反映出结构调整正出现“倒逼机制”的效应。五是物价涨幅继续回落，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增大。7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9%，比上月末加快0.3个百分点，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在加大。
调研期间，温家宝详细了解企业招工、员工待遇等情况。座谈会上，他还专门听取了浙江省和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就业服务部门以及企业负责人关于就业状况的分析和建议。
座谈会上，浙江省职业介绍服务指导中心宋立介绍，今年以来浙江就业形势总体平稳，1至7月新增就业57.35万人，同比增长1.92%。现在既有企业招工意愿不强的问题，也有企业招工难压力回升的问题。今年2月以来，城乡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连续下降，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不是没有岗位，而是有些低端辛苦的工作没人愿意做。
温家宝说，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必须高度重视就业工作。要坚持就业优先的战略，扎实推进稳定就业的工作部署。一是强化政府责任，加强对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鼓励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尤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要给予特殊扶持。三是做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要继续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首位，同时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工作。四是为劳动者提供更加及时、便捷、有效的就业服务。五是抓住缺工缓解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第一财经日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一现象被世人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然而中国作为其他经济体很难比拟的特大市场，属于“巨国模型”，今后我们能不能继续维持这种高速增长，社会上存有不同的观点。中国如何才能再争取20年左右的平稳较快增长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伴随着一些原来增长过程的“终结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人力资本制约。人口红利经过顶点之后，将面临向下的收敛趋势。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相对优势将逐步消失。二是资源环境制约。特别是由于大宗原材料与能源定价力量的缺失，导致中国在资源博弈的国际市场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同时环境问题迅速上升，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此外，若干发达地区原来依靠土地批租方式取得大宗收入支持本地实施发展战略的模式，也随着“地皮”限制而难以为继。三是从生产力物质层面上升到人际关系、生产关系层面的一些制约因素的凸显。例如，分配关系、财产关系以及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社会问题的矛盾压力。这种制约往往把我们处理经济问题的可能边界与弹性空间大大压缩，使经济问题更容易“政治化”。四是原行政、政治体系中某些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程度明显上升。
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交互影响、综合作用，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很大压力和制约。比如“潜在增长率”下降、“幸福感挑战”升级、社会矛盾继续凸显等。
但在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能够对冲下行因素的力量。
首先是城市化率的上升所带来的成长效应。虽然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这个标志性临界点，但根据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城市化率要一直上升到 70%-80%的区间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一过程必然会带动物质产品加上金融资产的资本潜力进一步释放，以及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释放。特别是人力资本潜力，对经济的继续上行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具体落实，将使新兴产业发展带有明显的高科技化、技术密集等特征，并促进传统产业也实现必要的升级换代。其中，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等三大生产力要素与科技之间，并非表现为简单的并列、加总关系，而是在三大要素之上施加一个科技的乘数，科技以乘数作用使生产力升级换代进一步解放，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体现的正是中国的后发优势，因而也正是维护和支撑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希望所在。
第三，中国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周期因素。今年秋冬即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将解决中国决策当局又一个十年的高层人事安排问题。这可为全面优化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其正面效应将会维护发展局面，支持新一轮改革创新。
第四，在“顶层设计”下上下互动取得配套改革的红利。例如，新一轮“价税财连动”改革中的资源税改革，其效应决不能仅从财税视角来考虑。它将带来多重的正面效应，形成长期、可持续的节能降耗杠杆，建设“两型社会”合理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以及构建科学的发展机制，助益地方税体系建设和省以下分税制落实等等。同时，它还将引发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配套改革，从而产生缓解矛盾、对冲经济制约因素的力量。诸如此类的配套改革红利，将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出现。
第五，“社会管理红利”。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中，决策主体、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更为有效的互动，通过不同利益集团在“共和”概念下的良性博弈，寻求最大公约数，这方面显然具有目前发掘远远不够的巨大空间。这是十分值得努力争取的一种“社会管理红利”。
总之，我国虽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但如果实质性坚持改革创新，积极稳妥处理好各种矛盾，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与潜力，我国仍能再争取20年左右的“黄金发展”高速增长期。(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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