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着把官员离职当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甚至引发到公务员“人才荒”的讨论上，其实这是政府职能变化导致的“轻官员”体制，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从证监部门到税务机关，近期相继曝出多名官员离职的消息，有媒体甚至把这称为“离职潮”。

　　不过，用不着把它当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甚至引发到公务员“人才荒”的讨论上，其实这是政府职能变化导致的“轻官员”体制，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在上一波公务员离职潮中，诞生了冯仑这样的企业家，代表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兴盛期；如果这一次的公务员离职也能称之为“潮”的话，同样也显示着市场经济的暗流涌动。

　　我国公务员最需要的品质是敬业与忠诚，其次是才能。

　　美、日等国的第一流人才通常不在公务员队伍里，但这并没有阻挡这些国家体制发挥高效率。

　　如果基础制度设计较为合理，加上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就是偏离也偏不到哪儿去。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确需要精英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养着一大帮体制内人员，而是需要一套遴选制度，筛选出有实际才能、有底线思维的地方官员。

　　同时，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要使各个不同利益群体充分博弈，制度才有长期生存的基因。

　　假如制订制度之时，由一大帮从未纳过税、从未从事过创业的人在那儿主导设计，或者让刚出校门的人参与制订核心政策，这样会徒增社会风险。

　　最好的办法是，把大部分人放养到市场中，拥有实战经验，成为智库人士，这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办法。

　　官员离职背后原因很多，其中大部分原因都让人欣慰。

　　第一个原因是，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租金”少了。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我国大城市中，税务部门正迎来多年来最猛烈的一次“离职潮”。

　　一方面是税务官员升迁难，当地税务局干部选拔的标准变化太快，一般税务官员大多对自己的前途不抱太多希望；另一方面是经济难，这是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公费医疗没有了，养老金改成自缴费社保了，税务局收入减少了，特别是在大城市，这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以前一个城市，最辉煌的大楼之中不乏国税局或者地税局，以前考税务局公务员的岗位不是120:1就是130:1，经过残酷的竞争或者调动极大的关系，才能进入税务部门序列。既然进入门槛如此之高，通常来说工资、寻租“租金”也得比较高，才抵得上此前花费的成本。

　　一旦“权力租金”下降，部分人就会退出而去寻找更高的收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证监会官员离职的原因大致相同。

　　第一波所谓“离职潮”是从1998年持续到2003年，从证监会下海到基金公司的高管达到11位，5人担任总经理一职；第二波则是从2004年到2010年，官员离职以2004年、2005年和2007年最为密集；第三波从2010年至2014年，前往基金公司的官员达到15位；第四波是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

　　分析其中的原因，要么是因为股市大涨，要么是因为官员的收入远远比不上基金公司高管(即使加上隐性收入也赶不上市场人士)，这让那些认为自己有一技之长、或者有猎头盯上的官员率先跳槽。

　　第二个原因是，“寻租”的风险更高了。

　　2015年是我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

　　以往发行与并购重组名单就是博弈的重点——掮客对名单明码标价，手握发行、并购大权的专家、官员，以极低的制度风险获得潜收入。现在隐性收入或许还有，但风险却大大上升，甚至得不偿失。

　　证监会每周的新闻发布会，一般都会真刀真枪公布几个案例，估计这会让不少人心惊胆战。

　　很多人担心，政府内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企业、机构，会导致监管力量下降。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内只要有部分精英即可，其他的应该是高效的执行者。考虑到政府拥有主要的资源配置权，真想纳入部分精英并不难，因此也不会招聘一大批人全都当精英供养着。